煤场的那个冬天 　文/ami

　　一日，fashion在荷塘上聊起他卖书的经历，让我也想起小时候一些有趣的贩卖经历。我最早独立贩卖东西的经历大概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了吧。
　　七十年代末那会儿，虽然已经不至于象以前买肉要肉票买米要粮票，但有些特定的东西还是需要票的，别的我不记得了，但买煤是要煤票的，这种煤票大概直到我们那个城市都装上了天燃气之后才取消。
　　那个时候只有靠城外的煤场才在卖煤。我印象里那个煤场上并没有很多的人，总是只有一老头儿和一老太婆常年蹲在收煤票的窗口前，就象现在剧院门口卖黄牛票的一样，候着来买煤的人，和去卖富余煤票的人。比如我。
　　我们家当时已经用上天燃气了，所以每个月总会有富余的煤票。妈妈先是对我施以利诱，你卖掉这煤票的钱，妈妈攒着给你添一条新裤子。我不干，站在那里万一被同学认出来多不好意思啊。妈妈又对我晓以大义，你人小，没人注意你，妈妈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做呢（其实妈妈自己肯定也怕别人看见而难为情），你拿本小人书往那站站就卖掉了，既补贴了家用又不碍事。我还是不干，为什么偏让我去不让姐姐去呢。不过我知道那个时候姐姐念书是比我认真，妈妈总腾出时间让她多念书。我终于跨出了家门。心里编排着，万一碰到同学我该说在那里干什么才好。
　　也许我同陌生人“打交道”的胆子就是那个时候无意识逼出来的。第一次去了煤场，先四下里看看没有发现相熟的同学，才按照妈妈教的套路，在煤场上等着看别人去买煤票时是多少钱一张买的，以确定应该多少钱把自己的煤票卖出去，低一点还更有优势。我在心里紧张地把几句有可能要讲的话练习着，怕有人来问我煤票，又怕没有人来问我。结果那天直到最后还是没有人来问我是不是要卖煤票。其实那天我记得原本也没有什么人去买煤，那天很冷，风把煤场上的黑灰扬得到处都是。
　　我灰头土脸地回到家里，满腹委屈。没想到第二个星期天妈妈又让我继续去煤场蹲点，还以为第一次没卖出去就算了呢。
　　第二次再去煤场，胆子稍稍大一点了，才敢抬头到处张望。那一次有人在煤场问票了，但仍然没有人来问我。我突然意识到，傻了，那老头儿老太婆都把票攥在手里别人当然就会去问啦，我手里只拿本小人书谁知道我在卖煤票呢。这么一想，赶紧掏出煤票也学他们样儿攥在手里迎风摇晃着。站了很久，也倒有几个人来问我煤票多少钱一张，我望着地上小声说二毛。那些精明狡猾的大人并不认为我是小孩就大方地买我的票，而是说，别人都卖一毛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嘴，别人都走了我才在心里想起来怎么不说你就去买一毛的呢。这种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局面僵持了一会儿，就没人来问我了。我一手攥着票，一手继续翻看我的小人书。
　　第三个星期天妈妈给我下了死命令，因为这次煤票再卖不出去，整一月的煤票就废了。我表示懂了，我想这次就是一毛一张我也把它给卖了，不能让这些煤票砸手中啊，好几十张呢。我几乎是胸有成竹地出了门，出门前看见姐姐仍然在看书，窗前枯黄的葡萄架挡住了她黑发的头。
　　这天煤场门口仍然只有那两个雕像一样的老票贩子把着。我焦急又耐心地等待，等着谁来买走我手中已经攥得快要揉烂的煤票。这回连叫一毛的人也没有来几个。其实也不是没有，而是每当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准备主动上去问人是不是要煤票的时候，发现总是被那两个票贩子用佝偻而粗笨的身躯把我挡在外围。我心里那个急呀，恨不得自己变只蛾子飞进去。当然，最好能变个人出来，豪爽地买走我手里的票。
　　人来人往，我手里的票一张没有少。街对面的店铺已经在关门了。我望着手里的票，真是一愁莫展。
　　票贩子老太婆在我旁边兜着圈地看我手里票的日期。我不想搭理她，你自己的都卖不出去，难道还会买我的么？没想到她真同我搭话了，问我一毛二卖不卖。我真是纳闷又欣喜地悉数卖给了她，一点价都不敢再讨还，还生怕她变卦不买了呢。不过我那时不懂，她自己手里都还一大叠票，为什么还要买我的。后来妈妈告诉我，票贩子是专门做这个的，而我的票在那个星期天卖不掉就没时间卖了，也就都废了。所以她趁机低价买走我的票，回头她还有好几天时间寻了高价再卖出去……高深啊，可我那时怎么可能懂这些，我都以为我听错了，当她说要买我的票时。
　　以为卖完了那批票就如同大赦了，哪知道下个月的票仍然和上回一样难以招架。那个冬天我着实在那里尝尽了煤灰和风吹的滋味，也慢慢学会了和那些真正想买煤票的人讨上几个来回的价。最终还卖不出去的时候，也只能批发给那两个票贩子以求完成任务。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两个票贩子灰黑而枯皱的脸，都有着沾满煤灰的手，他们的模样虽无狡诈却也全无忠厚。
　　后来的很多年里再经过煤场那条街，我仍然会想起卖煤票的那个冬天和那两个票贩子。再后来，没有煤场了，煤场那条路修了很多的高房子，我仍然一点不差地记得那片煤场，甚至煤灰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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